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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阿图·葛文德是白宫最年轻的健康政策顾问，出生于医生世家，还是《时代周刊》评选2010年全球“100位最具影响力人物”榜单中唯一的医生。

书的副标题是“关于衰老与死亡，你必须知道的常识”，但在我看来，葛文德的思考和讲述，尤其对死亡以及临终关怀的理解，远比常识来得震撼。

我们误解了衰老和死亡

从出生那刻起，每个人都在不断老去。这是无人可以摆脱的命运。然而，“衰老”成为一个问题，其实并没有多长时间。

比如，美国在1790年时，65岁以上的人在人口中的比例还不到2%。20世纪初时，美国人的平均寿命也不过50岁。

平均寿命短就意味着，人们在大多数时间与健康相伴，愉快地生活，直到某一天，被疟疾或心脏病之类的突发疾病袭击，撒手人寰。

随着医学的进步，人均寿命逐渐延长，绝大多数人会活足一个完整的生命周期，死于老年。

因此，不管你采用了什么办法想留住青春，衰老都是不可逆转的事情——

从30岁开始，心脏的泵血峰值逐年下降，人们跑步的长度和速度都赶不上过去；

40岁左右，肌肉的质量和力量开始走下坡路；

50岁开始，骨头以每年1%的速度丢失骨密度；

70岁的时候，大脑灰质丢失使头颅空出差不多2.5厘米的空间，老年人在头部受到撞击之后，会很容易发生颅内出血；

80岁时，我们会丢失25%—50%的肌肉；

到85岁，40%的人都患有教科书所定义的老年失智（痴呆症）。

老年是一系列的丧失。作家菲利普·罗斯则形容：老年不是一场战斗，而是一场谋杀。

然而，人们看待这一生命下行阶段时的态度出现了问题。

我们需要帮助的阶段往往很长，我们认为这是一种缺陷，而不是新出现的、预料之中的事态。我们经常炫耀某个97岁的老人跑马拉松的故事，仿佛类似事例不是生物学上的奇迹，而是对所有人的合理期待。

正因为我们没能很好地接纳衰老，也就没有正确地理解与衰老相连接的死亡。

在很多人印象里，医院是起死回生的地方，有人死在医院会被说成是“救治失败”——就好像救治必须成功，死亡都不该发生一样。

在医院里，有一种情景每天都在大量发生：

身患绝症的病人或重病缠身的老人躺在ICU（重症监护室）的病房，戴着呼吸机，靠各种管子输入维持生命的营养液，他早已意识模糊，不能说话。为了“抢救”，他可能还会接受多次胸外按压、电除颤等急救措施，直到再没有任何办法能找回他的生命体征……

可能有人要说，人还没死，就该尽一切努力延长他的生命，这难道还会有什么不妥吗？

生命当然要努力挽救。但在某些情况下，你的这种坚定信念可能就会动摇了。

痛苦的两难抉择

一位朋友和我讲了一个他所亲历的故事。

2012年，这位朋友38岁的姑父确诊得了骨癌（恶性肿瘤），而且是晚期。

在经一月有余的初期治疗后，姑父的身体状况愈来愈差，医院提出了两个治疗方案：

方案一：截掉整个下肢后进行放疗。这样做可以适当延长姑父的寿命，但过程很痛苦，放疗后的生活也完全不能自理；

方案二：不截肢，进行普通保守治疗。这样的话，预估姑父只剩半年的生命期，癌细胞将迅速扩散，直至吞噬生命。

面对这两个方案，家族内部发生了巨大分歧：

朋友的姑父要求放弃治疗，他无法忍受失去整个下肢带来的生理、心理痛苦；

家人却希望截肢，多活一天是一天，这既有积极救治带来的心理安慰，也有不忍亲人就这么离世的心结。

家庭陷入两难境地——

明知结局是“死亡”，是使用各种医疗手段，哪怕痛苦万分，也要尽一切可能延长患病亲友的生命时长？

在适当的时候选择放手，牺牲一些生命的长度，让病人带着尽可能少的痛苦离开？

很多人认为，选择继续积极救治、延长生命是正确的选择。但在《最好的告别》中，葛文德却为我们描述了这种选择不那么“积极”的一面——

当我们无法准确知道还有多少时日时，当我们想象自己拥有的时间比当下拥有的时间多得多的时候，我们的每一个冲动都是战斗，于是，死的时候，血管里流淌着化疗药物，喉头插着管子，肉里还有新的缝线。

我们根本是在缩短、恶化余下的时间，可是这个事实好像并没引起什么注意。我们想象自己可以等待，直到医生告诉我们他们已经无计可施。

但是很少有医生无计可施的时候——他们可以给病人功效未知的有毒药品，手术摘除部分肿瘤，如果病人不能吃东西，就给他植入饲管，总会有办法的。我们想要这些选择，但这并不是说我们自己急切地想要做这样的选择。

事实上，我们经常根本就没做选择。我们依靠默认项，而默认项是：采取措施。治疗点儿什么！有解决办法吗？

这是现代社会才有的悲剧。

对大多数人来说，因为不治之症而在监护室度过生命的最后日子，完全是一种错误。

你躺在那里，戴着呼吸机，每一个器官都已停止运转，你的心智摇摆于谵妄之间，永远意识不到自己可能生前都无法离开这个暂借的、灯火通明的地方。大限到来之时，你没有机会说“再见”“别难过”“我很抱歉”或者“我爱你”。

最终，因为我那位朋友的姑父态度坚定，拒绝截肢，家人也只能听从他的愿望。临终前一个月，他提出要回到乡下老家，不想在冰冷的医院度过最后的日子。弥留之际，他虽已很虚弱，仍把诸多后事做了清晰交代。2013年新年前一周，他在自己熟悉的家中告别了这个世界。

怎样才是最好的告别？

请别误会，我并没有在鼓励放弃治疗，只是，也许我们能有更合理的一种选择。

在葛文德看来，那就是“善终服务”或“姑息治疗”。

标准医疗和善终护理的区别并不是治疗和无所作为的区别，而是优先顺序的不同。

普通医疗的目标是延长生命。为了有机会获得未来时间，现在，我们要牺牲你的生存质量——通过手术、化疗、把你送到监护室。

而善终服务是让护士、医生、牧师以及社工帮助致命疾病患者在当下享有可能的最充分的生活——很像疗养院改革者们安排员工帮助严重失能者的方式。对于绝症，这意味着致力的目标是解除疼痛和不舒服，或者尽量保持头脑清醒，或者偶尔能和家人外出——而不是关注生命的长短。

不是盲目地抢救、使用各种维持生命的措施，也不是彻底放手，而是帮助病人尽可能减轻痛苦，满足他们的意愿，在最后的日子里仍然做好自己的角色：好丈夫、好妻子、好父亲、好母亲……

一位善终服务护士说：“我觉得进入善终服务阶段的人，只有1/4接受了自己的命运。”而且，没有哪个病人愿意让家人痛苦。作者葛文德的同事，姑息护理专家苏珊·布洛克就认为，如果不是为了满足所爱的人的希望，2/3的病人宁愿放弃他们不想做的治疗。

所以，采取姑息治疗前，通常病患和家属会有一次家庭会议。而这次会议谈话的技术难度，其实不亚于做一次手术。

葛文德建议，在化疗无效、面临高风险手术、在家也需吸氧、肝脏衰竭持续恶化以及不能自行穿衣等情况下，我们所有人都应该做一次了解对方真实愿望的谈话，以便考虑清楚什么时候从为时间而战转向争取人们珍视的其他事物——同家人在一起、旅行，或者是享受巧克力冰激凌。

善终服务不同于标准医疗，它的本意是在抵达生命终点前，让病人有尊严、维持较高质量的生活。

但让人意外的是，它还展现了一些惊人的疗效——有研究跟踪了4493位晚期癌症和心脏病患者，结果发现，他们是否参加善终服务，在存活时间上没有差异，而对于有些病人，善终服务似乎还延长了少则数周，多则数月的存活时间。而这结论，似乎更显有禅意：只有不去努力活得更长，才能活得更长。

生命是一个故事

心理学里有一个神奇的“峰终定律”——在一段体验中，人的记忆几乎把全部的判断权重放在两个地方：一是最好或最糟的时刻，另一个则是最后的时刻。

比如，对于一个病人，即便他刚刚遭受了半个多小时的高水平疼痛，但只要医疗过程结束时有那么几分钟不痛，他对总体疼痛的评价就会戏剧性降低。

再比如，一部开场精彩的电影，如果结尾出现败笔，我们就会觉得糟糕的结尾毁了整部电影。 

人生的体验也是如此。

对于人类来说，生命之所以有意义乃是因为那是一个故事。一个故事具有整体感，其弧度取决于那些有意义的时刻、那些发生了重要事情的时刻。

不同于沉湎于当下的体验的自我，记忆的自我不仅试图识别愉悦的高峰和痛苦的低谷，而且还有故事整体展开的方式。为什么一个足球迷会让比赛结束前糟糕的几分钟毁掉三个小时的巨大快乐？因为一场足球比赛就是一个故事。

对于故事而言，结局是最重要的。 

在《最好的告别》里，作者告诉我们，在对待病人和老人方面最残酷的失败，是没有认识到，除了安全和长寿，他们还有优先考虑事项；建构个人故事的机会是维持人生意义的根本；通过改变每个人生命最后阶段的可能性这一方式，我们有机会重塑我们的养老机构、我们的文化和我们的对话。

善终不是好死，而是好好活到终点。

《最好的告别》的总序作者，北京大学医学部王一方教授就常和学生说：“不是说你年轻，就一定比老人活得长。把每一天当做最后一天过，也是一种人生观的教育。活就要有品质。上帝让你坐起来，就要有坐起来的光彩。”

故事都会来到最后几行的。如果我们的人生能够拥有一个宁静、平和的结尾，我想那大概就会像马可・奥勒留在《沉思录》中所说的——

“满意地结束你的旅行，就像一颗橄榄成熟时掉落一样，感激产生它的自然，谢谢它生于其上的树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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