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吴晓波
出版社: 中信出版社
副标题: 中国企业1978—2008（十年典藏版）
出版年: 2017-11
页数: 832
定价: 116.00元
装帧: 精装
丛书: 吴晓波企业史系列
ISBN: 9787508682648
《激荡三十年》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转自豆瓣读书 作者：黑白森林
这是财经作家吴晓波写的一本记录中国改革开放1978至2008年三十年间经济发展史，感觉写得还是比较客观的。出于对中国的文化出版环境的考虑，虽然内容不够尖锐，但还是可以理解。花了差不多三天时间看完的。和书名一样，随着阅读的展开，确实有一股情绪被带动着在激荡。昨天下午看完后，很想灌下一杯烈酒，仰天叹息。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1966年至1976年的文化革命又称十年动乱，动乱结束后，拨乱反正，至1978年，国家政治局势已经逐步稳定下来，以邓小平为绝对核心的领导班子已经确立。可以说政权已经过渡到了正义阵营一方。国家此时一片荒芜，百废待举。在这个背景下，人民休养生息，恢复经济，成为重中之重。南京大学教授胡福明发表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在文化意识落后的当下，这得需要多大的勇气。文章发表后，他对妻子说：“我已经有思想准备了，我准备要坐牢。”妻子说：“我要么陪你一起坐牢，要么天天送饭到你出牢。”看到这的时候，鼻子发酸，多么渺小的两个小人物的伟大对话。中国从来就不会缺有骨气有脊梁的人。由此，在国家领导人的支持下，引发了全国性的真理检验标准的大讨论。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确定“把全党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
1979年，一个在芝加哥大学研究制度经济学的学者在广州游历，得出结论：“以其他国家标准来衡量，整个中国也找不到几个45岁以下，称得上是受过良好教育的人。在这方面所造成的障碍，是中国现代化建设的最大障碍，会较一般人所说的外资外汇问题，远为严重。”是啊，不敢想象。傻子瓜子在这一年建立，初期，老板年广久雇佣了12名员工，被人举报是资本家，是在剥削工人。邓小平对待此事的批示是，先看一看。智慧啊，在阻力巨大，情势不明朗的情况下，用时间来化解愚昧的人们的困惑，这一招，邓小平此后多次用到。还得提到一个人，袁庚在蛇口建立了国家第一个经济特区。1980年，蛇口在中国第一个实行了干部、职员公开自由招聘制度，1983年开始试行群众直接选举干部、考评干部。1992年，袁庚退出蛇口管理层，至此，蛇口没落。超前的民主意识。作者这样评价，“事实上，每一个强大的个人，当他面对顽固的制度性障碍的时候，依然会表现得那么软弱无力。”在推行政策时，如果仅仅依赖于领袖的威信，而不是靠稳定的制度，那么这一定是不牢靠的，就像在沙砾上施工的建筑。一旦领袖离去，得不到制度保障的成果就会如沙砾塌陷，整个建筑轰然倒塌。
1980年，顾城的成名作“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寻找光明。”这一年我2岁。当时姑娘嫁人对男方的最高要求是配齐四大件“自行车、手表、缝纫机、电视机”我妈说，当年她花了3个月的工资托人在上海买了一块手表，那在当时是相当洋气的值得炫耀的事情。核聚变专家陈春先受美国硅谷的刺激，在中关村开办了第一家公司，立志将科技转变为产业。
1981年，中央下发文件，“打击投机倒把”。严禁个人未经工商部门许可，贩卖工业品。
1982年，北岛，“冰川纪过去了，为什么到处都是冰凌？”温州八名个体户被打击处理，罪名是“投机倒把”，号称“八大王事件”。这些先富裕起来的勇敢的人，成为了改革的牺牲品。“八大王”之一的郑元忠在释放后，于90年代创办了“庄吉”服装有限公司。这是当时干得最出色的八名个体户中下场最好的一位。所谓时势造英雄，错过了时势而能第二次东山再起的就不是一般的人物了。第十二次党代会确定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国家战略。
1983年，邓小平说“要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刘永好家四兄弟全都考上了大学，却都在这一年下海，开始投身实业。这就是希望饲料的前身。是龙就不会困在小水池里，总会遨游于九天之上的。第一批“倒爷”开始出现，北京的是政策资源和权钱交易的中心，深圳的是因为有宽松的商业氛围和对外开放的窗口效应。此后，“倒爷”纵横中国十余年，官倒们让人痛恨，腐败蔓延必然出现的衍生品。义乌和温州开始出现专业的市场。在天高皇帝远、交通不便、资源贫瘠的地方，计划经济无视市场经济对它造成的“伤害”，反而市场经济能得到很好的发展。
1984年，公司元年。邓小平第一次南巡。海南岛等第一批沿海城市设立为开放特区。
1985年，开始兴起留学热，至年底，出国留学生的总人数已经达到3.8万。
1986年，乡镇企业崛起。温州兴起“抬会”，民间的集资活动。其实2001年我初到台州，这里仍然还有这种“会”形式的集资。当时温州一名叫郑乐芬的农村妇女，因为人缘好，做的抬会规模最大。被当做典型以投机倒把罪判处死刑。这是时代背景下的悲剧。现在相对应的罪名应该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或者是非法集资罪。其实罪名设立的目的是维护国家金融部门的绝对垄断，确保国家能最大限度的操控经济。当下争议很大的“吴英案”，经济界、法律界的知名学者都极力反对国家对以“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集资诈骗罪”对其判处死刑。时代悲剧不可以一再上演啊。对经济犯罪和政治犯罪判处死刑是一种野蛮的行为，某些时候甚至可以说是一种罪恶。崔健在北京演唱“我曾经问个不休，你何时跟我走，可你却总是笑我一无所有。我要给你我的追求，还有我的自由，可你却总是笑我一无所有。脚下的地在走，身边的水在流，可你却总是笑我一无所有。为何你总笑个没够，为何我总要追求，难道在你面前我永远一无所有。。。。。。。”当时流行音乐匮乏，可是人们心灵干涸，需要文化的滋润。年轻人们压抑已久。作者这样描述“这是一个直指心灵的声音，它沙哑而高亢，愤怒而温情，它的每一个音符从远处奔袭而来，直接穿过所有年轻人的肌肤，跟血液融合在一起，然后温暖无比地爆炸。”感觉这段文字写得不是很好，可是，我没把握写得更好。
1987年，已经43岁了，仍旧一无所有的任正非和五个朋友合股凑了2.1万元组建了华为公司。现在，名满天下的华为公司已经不用我多做介绍了。
1988年，倒卖国库券的杨怀定成为第一批从事资本投机的百万富翁。
1989年，海子“我有一所房子，面朝大海，春暖花开。”海子自杀。大量乡镇企业倒闭，各大城市第一次出现民工进城务工潮。全国个体户注册数减少300万户，私营企业从20万家下降到9万家。出现新名词“三角债”。华南工学院同窗共读的三个大学生李东生领导tcl、班长黄宏生创办创维、陈伟荣领导康佳。这是什么情况，一个班上有三名同学成为中国彩电业的大佬。难以想象，时势造英雄，第一说明当时人才的奇缺，第二说明当时大学生素质好，第三说明当时大学教育强。史玉柱创立巨人集团，展现出其豪赌天性和天才的营销才能。这一年我十岁了，还记得十岁生日的时候，爷爷给我买了一双很漂亮的运动鞋，现在叫旅游鞋，当时老家叫波鞋。温州产，很便宜，十元钱一双，合成革的皮面薄得像纸一样，在腊月天穿在脚上可以冻掉脚趾头。这双鞋我只穿了一个晚上，在外和朋友们玩耍时，鞋面和鞋底缝合处掉线了，鞋面也折断成了两片，多年后，我一直看不起温州，一直以为温州是个只知道生产假冒伪劣产品的垃圾地方。哈哈。
1990年，非洲最后一个殖民地纳米比亚独立，伊拉克入侵科威特，东、西德国统一。早期温州商人在商业上表现出来的智慧与狡黠，将原始积累过程中的那种没有道德底线的狡黠和血腥，展现得淋漓尽致。这是一个缺乏善恶感的时代，在摆脱贫困这个时代主题面前，一切的道德价值评判都显得苍白无力。其实直到现在，又何尝不是如此。在商业社会时代，道德评价很难束缚住企业家的手脚。所以，地沟油、毒奶粉、苏丹红一直到现在的有毒胶囊和酸奶，企业也有道德可言吗？亚运会在北京召开，韦唯和刘欢唱，我们亚洲。上海证券交易所开业。
1991年，种种迹象表明，传统意义上的国营企业已经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日薄西山了。狂人牟其中，成名作是罐头换飞机。这不是个实业家，是一个冒险投机分子，一个高智商的浪漫主义赌客。仰融曾经向人背诵过莎士比亚的一段名言“世事的起伏本来就是波浪式的，人们要是能够趁着高潮一直往前，一定可以功成名就，要是不能把握时机，就要终身蹭蹬，一事无成。”这一年，我小学五年级了，生活在大型国有企业的我感觉企业仍是一片欣欣向荣，还是有厂矿自豪感的。厂里医院、小学到高中、电影院、体育场等等设施都还不错。生活区里，大家都是工人阶级以及工人阶级的子弟，子弟们还是可以顶替退休的父辈谋得一个岗位。进入厂矿在当时的社会还是一个不错的出路。只是大家都很穷，还不能餐餐都吃肉，因此让从小爱好运动的我瘦得像个豆芽菜。小学的运动会上，为了能保证大家的运动鞋白得整齐，不少小同学们都是用粉笔将脏旧的白色球鞋布面涂上白色的厚厚一层。
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肃清意识障碍，使经济改革得以蓬勃迅猛发展。早年华尔街的名言“把自己变成野兽，也就摆脱了做人的痛苦。”
1998年，“不管前面是地雷阵还是万丈深渊，我都将一往无前，义无反顾，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朱镕基”
2000年，“太湖之祸仅仅是中国水体污染的一个缩影。环保总局副局长潘岳沉痛地透露，目前水污染已经逼近危险临界点，全国七大江河除了干流因水量大而水质尚可外，大小支流几乎全部坏死。国家花费十年时间、巨额投资的努力和成果已被后来流域内的重新污染所抵消。如果不有效地治理水污染，我们恐怕在工业化和城市化完成之前，就将面临严重的社会和谐问题。”12年后的今天，水污染、环境污染恶劣状况有增无减，中国，你还能住人吗？
2001年，申奥成功、男足出线、加入世贸，这一连串的大喜事齐齐挤到了2001年，令中国人在新世纪的伊始就赫然有一种大起的感觉，一种前所未有的兴奋、幸福和满足感。
2002年，学者刘姝威出于正义揭露蓝田董事长保田玩弄股民，提供虚假财务信息，结果被蓝田公司以诽谤罪告上法庭，得不到外界力量声援的她独自一人面对强大的蓝田公司的挑衅。最终，保田被公安机关拘传接受调查。刘姝威被当选为cctv中国经济年度人物。在发表获奖感言的时候，她说“集体失语，是一个民族的悲哀。”是啊，当你面对邪恶势力侵犯他人正当权利时保持中立，其实你就已经站在了邪恶阵营一方。当轮到你自己的正当权利被侵犯时，你还能指望有谁能挺身而出吗？不要怪自己的民族堕落了，不要怪自己的民族没有道德了，让我们先从改变自己做起，正是由无数的我们构成了民族的品格。
2005年，93岁的白芳礼去世。“总有一种平凡，让我们泪流满面。”这个骑三轮车接客的老人，身上穿的衣服没有一件不是捡来的，1987年至2002年几十年间，靠骑三轮车载客的收入资助贫困学生，共计捐款30余万元。在这个黑暗的商业社会让我们看到了道德的伟大闪光。不怪我们普通大众只知道关注社会阴暗面，实在是这样的闪光在整个社会仅仅是一道一闪而逝的存在，仅仅让我们恍惚了那么一下，就继续被黑暗所吞噬。虽然耀眼，却不能带来光明。但我们仍然为这个老人叫好，仍然不妨碍我们被这个老人感动。其实，我还想知道，老人资助的苦孩子们，有对得住老人的付出吗？
犯事于东，却获罪于西，这就是非常隐秘的“法罪错位”现象。无他，出现这种状况，无一不是人治造成的，无一不是领导意志在审判中起关键作用。包括近期在重庆被热议的打黑，被形容为黑打。
“史玉柱是这部企业史上最具有争议性的人物。他是这代企业家中市场直觉最好的人之一，他能迅速找到行业爆发的时间点，并且以最快捷和高效的方式获得成功，因此被人们称为“史大仙”，甚至得到很多高傲的同辈企业家的崇拜。他的起伏经历和永不言败的精神则在万千大学生中产生巨大共鸣，被视为创业偶像和精神领袖。而同时，他的营销手段上的恶俗和对人类贪婪面的利诱，则受到重大的道德质疑。史玉柱自称是中国最著名的失败者，因此，为了向世界证明自己，他甚至把这个目标自我崇高化，不择手段，最终蔑视社会的道德底线。这种商业成功，充满了野性的血腥、冷酷和道德麻木。史玉柱的身上，透射出这个商业年代所有的矛盾。”脑白金的恶俗广告词以及不道德的虚假广告手段，让我开始痛恨这些所谓的天才企业家。社会道德感缺失的人，是永远称不上伟大的。我在纳闷，是什么让这些人在拥有巨大财富后仍然对那些损人利己的勾当乐此不疲，财富在他们眼中难道不是数字游戏而已了吗？所以，人性的贪婪，其实体现在每一个人身上，这些高智商的人算不上智者，他们的追求还停留在物质层面。这种人是不会成为我的崇拜对象的。
本想依年份重温一次，摘抄一些自己感觉有意义或者是受到震撼的事件，可是写到这里已经缺乏耐心了。如果不按年份写，这三十年又有太多的内容值得我总结，值得我去思考，感觉自己还没有能力构思出一个足够大的框架来写出自己想写的内容。所以，就先这样吧。
总的来说，这样来看历史，感觉是挺残酷的一件事情。把时空拉长，任何人都是这样的渺小。然而，具体到每一个人，每一件事，就绝没有这么轻松的感觉了。历史没有如果，把中国的发展拉开到30年这样长的时段看，确实是有翻天覆地的变化。可以说中国的改革成功了吗？感觉还没到盖棺定论的时候，中国还有更长的一段路要走。每往前走一步，都显得那样的艰难。中国的物质进步是付出了巨大代价的。我有些困惑，中国的发展是不是陷入了西方的商业文明陷阱。中国自古以来提倡的天人合一的观念，与自然和谐共存的观念是值得肯定与发扬的，是先进的。中国五千年文明，岁月长河是这样幽静，虽然漫长，可是累积了足够受用的文明，照这样发展还可以延绵万年。可是西方近代文明发展不过两、三百年，却将地球自然资源消耗得几近枯竭，核能的发展更是让地球陷入毁灭的危机之中。
近来在听中医讲座，对中国文化又有了进一步的了解。完全为中医所折服。支持中医为主，西医为辅的观点。中国的文化和西方的文化也有一个重大的区别，中国文化更讲求学生自己的顿悟，许多文化是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许多的知识是还没能用现代技术手段求证的真理。西方的文化更适宜于传播，因为西方人重逻辑，所有的知识都是由a推到b，由b推到c。。。。。。。这样一个过程。所以中国的中医、中国的气功一度被认为是伪科学。生而为一个中国人，在中国的文化环境中成长，是多么幸运的一件事情啊。虽说幸运，也不该忘记诅咒那少部分人那让人恶心的政治角力对中华民族的破坏和伤害，不该忘记中华五千年历史中涌现出来的文化达人们对文明的积累和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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